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八日，光绪终于如愿以偿地召见了康有为。这次召见是光绪对康有为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召见。这次召见为变法奠定了基调。

　　在这次召见中还发生了几个插曲，就是在朝房等候召见的康有为恰好与荣禄不期而遇。时任正一品大学士的荣禄，“架子十足”，对六品小官康有为怀有极深的政治偏见。

　　荣禄轻蔑地看了看康有为，傲慢而挑衅地说：“都说你足智多谋，大概一定会有补救时局的好招儿吧？”

　　康有为面对荣禄的无礼举动，斩钉截铁地答：“非变法不可。”

　　荣禄以为康有为软弱可欺，进一步逼问：“我本来知道法是应当变的，但本朝一二百年之成法，一下子能改变吗?”

　　康有为知来者不善，忍无可忍，愤然说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能变了。”

　　这次召见后，百日维新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百日维新”终于拉开了大幕，但守旧派们对于光绪的上谕或是阳奉阴违，避重就轻；或是造谣阻拦。忍无可忍的光绪终于孤注一掷，向慈禧发起了挑战———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十九日，光绪下发了“百日维新”以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上谕：罢免礼部六堂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七月十六日，光绪帝收到了礼部主事，相当于如今的处级干部，王照的奏折。王照是个很敢说话的人。他在奏折中，建议光绪帝亲自东游日本，并痛斥大臣守旧。

　　礼部六品主事王照的奏折，依照惯例必须经礼部从一品尚书怀塔布、许应騤先行审看。但许、怀二人阅后十分气恼，让光绪移九五之尊，蹈凶恶险地，这不是明明要加害于皇上吗？这是可以摆在明面的理由。

　　深一层的原因则是，尚书许应騤历来反对康有为的维新主张，曾上书弹劾康有为。康有为又指使人弹劾许应騤，两人仇隙甚深。现在看到王照奏折内容，“大多维新之道”，正触到了他的痛处。

　　基于此，怀塔布、许应騤将王照原折掷还，不予代递。王照不愿咽下这口气。他揣着奏本，直奔礼部大堂，满怀希望地亲自递了上去。不料，奏本反被扔了出来，备受羞辱的王照，气愤已极，不顾一切地闯入大堂，时礼部侍郎堃岫、溥頲在座。面对翎顶辉煌的两位正二品大员，这位六品小官丝毫没有退缩的表示，他堂堂正正地说道：“皇上特许我递奏折，你们为什么阻拦？你们如果不给我递，我就亲自递了！”

　　这无疑是最后通牒。

　　最后经过商议，这些重臣答应替王照呈递奏折，但是在王照正折外，又加上了许应騤的附片。附片恶意攻击王照，说他“用心不轨，登堂咆哮。”

　　这是欲置王照于死地。照通常惯例，礼部尚书奏劾本部小官，一劾一个准，最轻也要降职降级的。

　　但此次却出乎人们意料。

　　因为光绪帝深知，这不是一个王照的问题，实质上这是维新与守旧之争的一个具体表现。

　　光绪决心抓住这个典型事件，教训守旧派，鼓舞维新派。同时，也作为一个探测气球，看看慈禧太后的真实态度，并借以显示一下自己皇帝的权威。

　　七月十九日，光绪下发上谕，罢免礼部六堂官。被罢免的六位堂官是：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騤、左侍郎堃岫、右侍郎溥頲、署左侍郎徐会澧、署右侍郎曾广汉。与此相反，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破格擢升。

　　一次性地罢免一个部级单位的全部部级干部，原因只是因为阻止了本部一个处级小官的一次未必全部正确的上书。这无疑引起了整个官僚阶层的震动。看起来，不能再为这样的小事引火烧身了。

　　正当光绪为变法改革一事兴奋劳作之时，慈禧已暗中布置政变的准备，年轻的光绪是如何应对，老辣的慈禧又是如何化解，这对母子究竟如何走到了决裂的边缘？

　　近在咫尺的浓雾散去，更大范围的乌云随即压来。光绪的这些举动严重触犯了慈禧在四月二十七日所作的“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到其面前谢恩”的懿旨。这是慈禧太后不允许光绪帝触动的一个底线。

　　七月二十二日，慈禧开始进入政变前的准备阶段。在这之前，慈禧是在冷静地默观光绪的变法。她在伺机寻找更为恰当的理由。

　　七月二十六日发生了两件非同寻常的事，一是光绪帝明发上谕召见袁世凯，二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抵达天津。这两件事荣禄都是当事者。前者荣禄是负责转达谕令，后者是荣禄曾宴请伊藤。荣禄为慈禧的亲信。他把所掌握的有关情报完全电告慈禧。从这一天起，慈禧态度大变。

　　光绪帝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二十八日，光绪赴颐和园请安，但当他向慈禧请安时，慈禧没有像往常一样答话，而是一言不发，把个光绪吓得没敢说话。光绪自颐和园回宫便于当日召见杨锐，授以密谕：“……我皇帝的位置恐怕保不住了，你赶紧联系康有为、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商量对策，想办法挽回局面。”杨锐接读密诏，因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十分“震恐”，乱了方寸，不知道要干什么，竟迷迷糊糊把十万火急的密诏压了下来。

　　自七月二十八日给杨锐一密诏，至八月初二日，已是六天了，但迟迟没见回音。光绪焦急异常。他担心康有为的安危，又无法取得联系，只得冒险明发上谕，告诉康有为迅速离京，否则凶多吉少。

　　同时，光绪又急召林旭，由他带出另一密诏，给康有为，一明谕，一密诏，都是敦促康有为尽快出京。但是当天康有为没有见到密诏，只于晚间回家时看到了明谕。但是，他们这帮文人不是积极想办法，而是在宋伯鲁家饮酒唱曲，“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唉声叹气，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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