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解之谜：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何投河自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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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6 09:55:00　　来源：千龙文化　　编辑：晴语　　进入社区论坛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外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与王国维是30多年的好友，而且是儿女亲家(王之长子潜明娶罗之第三女)，听闻噩耗甚为悲痛，准备亲来北京清华园吊唁，家人恐怕他来后时局有变故，极力阻拦。无奈，只好派其子赴京奔丧。

　　6月7日，罗振玉据情上奏溥仪，并代递了一封遗折，这封遗折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

　　溥仪看过“遗折”后大受感动，发出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恻朕怀”，于是特“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当天前往祭奠，赏给陀罗经被和两千银圆治丧。3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王国维的家人遵照他的遗命，于阴历五月十七日(公历6月16日)申刻卜吉营葬将灵柩下葬，墓地选在了清华园往东二里的七间房。

　　下葬当天下起了雨，道路非常泥泞。由于正值暑假期间，研究院很多学生都放假回家了，送葬的只有包括校长在内的几十人。

　　事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一年内，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后，中国战祸连绵，国将不国，人人自危，一代大师魂魄飘零，伶仃于昆明湖上。然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正当盛年的天才学者如此决绝地走向不归路呢？

　　王国维遗书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16字意味深长。

　　王国维生于光绪三年，父亲王乃誉也是读书人，喜欢画画，能临摹钱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国起义时，弃儒从商。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国维天资聪颖，16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

　　王国维自己有选择地读书是在16岁时，他在杭州以自己积攒的零用钱买了《汉书》的前四册，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1893年、1897年两次乡试均名落孙山，非常灰心。如果在以前，他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考下去，直到取得功名；另外就是选择坐馆教书或者当师爷去，他的父亲就曾经在浙江溧阳当过幕僚。

　　但是这是一个列强入侵、朝政腐朽、思潮涌动的时代。

　　甲午战争之前，西学的影响仅限于国内沿海的几个大商埠，中国的几大书院都没有西学的痕迹，科举考试制度尚未被触动，大多数的读书人仍在四书五经的氛围中。战后，西学在国内陡然兴盛，日本成为学习的样板，学新学、救国家的风气使许多人在传统科举考试的道路之外多了一个选择——留学。20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即达5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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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逝世当天， 其外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与王国维是30多年的好友，而且是儿女亲家(王之长子潜明娶罗之第三女)，听闻噩耗甚为悲痛，准备亲来北京清华园吊唁，家人恐怕他来后时局有变故，极力阻拦。无奈，只好派其子赴京奔丧。 　　6月7日，罗振玉据情上奏溥仪，并代递了一封遗折，这封遗折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 　　溥仪看过“遗折”后大受感动，发出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恻朕怀”，于是特“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当天前往祭奠，赏给陀罗经被和两千银圆治丧。3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王国维的家人遵照他的遗命，于阴历五月十七日(公历6月16日)申刻卜吉营葬将灵柩下葬，墓地选在了清华园往东二里的七间房。 　　下葬当天下起了雨，道路非常泥泞。由于正值暑假期间，研究院很多学生都放假回家了，送葬的只有包括校长在内的几十人。 　　事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一年内，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后，中国战祸连绵，国将不国，人人自危，一代大师魂魄飘零，伶仃于昆明湖上。然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正当盛年的天才学者如此决绝地走向不归路呢？ 　　王国维遗书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16字意味深长。 　　王国维生于光绪三年，父亲王乃誉也是读书人，喜欢画画，能临摹钱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国起义时，弃儒从商。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国维天资聪颖，16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 　　王国维自己有选择地读书是在16岁时，他在杭州以自己积攒的零用钱买了《汉书》的前四册，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1893年、1897年两次乡试均名落孙山，非常灰心。如果在以前，他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考下去，直到取得功名；另外就是选择坐馆教书或者当师爷去，他的父亲就曾经在浙江溧阳当过幕僚。 　　但是这是一个列强入侵、朝政腐朽、思潮涌动的时代。 　　甲午战争之前，西学的影响仅限于国内沿海的几个大商埠，中国的几大书院都没有西学的痕迹，科举考试制度尚未被触动，大多数的读书人仍在四书五经的氛围中。战后，西学在国内陡然兴盛，日本成为学习的样板，学新学、救国家的风气使许多人在传统科举考试的道路之外多了一个选择——留学。20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即达5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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