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讲坛张炜：时代，生活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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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讲坛张炜：时代，生活与创作

2007-05-30 10:24:00　　来源：百灵文化　　编辑：文庆　　进入社区论坛

　 一、三十年前的读与写

　　1990年，明天出版社曾经出版了我的小说集《他的琴》。这不是我出版的最早的一本书，却是对我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本书。最早的一本是《芦青河告诉我》。1990年距我发表第一篇作品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5年，这个时间不算太短。在这十五年里，我会很自然地从没有发表过的习作里面挑拣点什么拿出去发表，而我发表第一篇小说之前已经积累了三百多万字。无论走到哪里，学习、工作、游走，我都把这一大箱稿子带在身边。因为这是我生活和创作的记录，它记录了我的奋斗和追求，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份保存。我经常把不同的字迹、不同的纸张摊在那儿，一遍遍翻看，同时回忆起在哪里写了它们、当时的一些情形，等等。有些稿子挑出来，稍微修改一下就发表了。三百多万字，都是所谓的废稿，太多了。

　　这种保存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它总是吸引我向后看，结果就成了我前进的一个包袱。所以我要把三百多万字的稿子全部烧掉。它们是在青少年时期，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可以想见做出这个决定有多么困难。这等于舍弃了很珍贵的一份纪念。

　　在烧掉它们之前，我从中找出最有代表性的，一共二十多万字，编成了明天出版社的这本书，其中最早的一篇小说《木头车》是１９７３年写的。严格地讲，它才是我最早的一部作品集。它概括和代表了我三十多年前的阅读和写作，等于是那一段写作生活的全部。

　　对我来说，当年的阅读成为最有吸引力的一件事，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当时在一片林子里，别说是图书馆，就连接触人的机会都很少。只要传到手里一本书就感觉珍贵得不得了。有时候得到一本喜欢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晚上睡觉还要把它放在枕边。

　　后来能看一点儿翻译作品，中国古代的书，如《红楼梦》，还有一些武侠书，一些革命作品。很少。我还记得第一次读到鲁迅的散文集《野草》，封面暗绿色，上面画了紊乱的野草。当时我不能说完全看懂了这本书，但能感觉它的深沉和美。那是我小时候读的惟一的一本鲁迅的书。后来读了巴尔扎克的书、妥斯陀耶夫斯基的书——他有一本《白痴》，让我怎么也读不懂。几乎所有的字都认得，却读不懂。

　　当年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连收音机都很少。我们最信任最依赖的，就是纸上的文字，是阅读。我们对文字本身有一种神秘感和敬畏心，有一种追究和探索。比如书中自然段的划分吧，这对我就很神奇。为什么从这里分开？依据是什么？方言、儿化音、生僻字，都让人心向往之，都要问一个究竟。我们对于文字、对于印刷品，真的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敬重。所以我们很理解中国古代“敬惜字纸”的说法。我们对文字有情感。

　　我们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学习写作的，文学之路就从这里开始。

　　今天，打开一部当代文学史，会发现一连串的名字，这些人几乎都出生在四五十年代，或者稍晚一点。他们就是在我熟知的那样一种气氛下阅读和写作，进而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和现在的许多文学起步者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对文字有过那样的一种情感，并且一直继续下去。他们比后来者更依赖文字，有一种叩问和求证的精神。如果一个字、一句话写错了，很难宽容自己。

　　最早的文学开始大多写诗，我也一样。因为一些长短句子、押韵，很符合少年的文学冲动。我写了大量的诗，再后来才是写散文、戏剧、报告文学，最后是短中长篇小说。这种文学训练的过程，好像是各种体裁都尝试一遍，并且由诗进入。对诗歌的这种迷恋和爱好，对我意义重大。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写小说的，甚至简化到主要是写长篇小说的。实际上当然不是。我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以写短篇为主，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诗的写作。诗对于语言、意境、音乐性，有一种更高的追求，它对一个人文学道路的牵引力是最强的。现在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在社会上的阅读量很大，在文学中占的比重也很大。但是诗仍然在我心里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我曾经说过：“诗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

　　我永远不会放弃诗的写作，可能一生如此。很早的时候，大概只有十几岁吧，那本唯一的、也是著名的诗刊要刊发我的一部组诗。这对我来说是多么了不起的消息，它引起的兴奋无法形容。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形势及其他诸多原因，组诗不能发了。这又令我多么沮丧！如果发出来的话，我可能会更加努力地写诗、一直这样写下去吧。

　　诗给了我巨大的馈赠和恩惠、巨大的满足。它给予的那种幸福感让我不再忘记。我不是诗人，可是我永远忘不掉诗，永远忘不掉在散文和小说中把诗人的热情一点一点、不曾间断地释放出来。

　　初中毕业后无学可上，我们一帮同病相怜的失学少年聚在一块儿，发了疯地模仿起一些大诗人的作品，不停地写起了长诗。没上高中非常痛苦，我们把对文学的理想和信念，以及没有升学的愤慨，全部寄托在长长的诗句之中。

　　我们那一代人对于文字的信赖，对于书本的痴迷，是现在很多人无法理解的。有人也许会问：你今天，还会把自己喜欢的书放在枕边吗？是的，但更多的是放在一个很小的柜子中，我只把自己最喜欢的书藏在里面——而我的大书架子上，却有成千上万、几万册的书。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从小柜子里摸出一本书，这本书会让我获得持久的幸福。我读了十遍或更多，仍然入迷。这种让我不能舍弃的书大概有四五十本，都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只要你对书的情感仍然停留在三十年前，没有泯灭，或迟或早都会找到这样一些书，把它们放到枕边——或是类似的什么地方，你会有这样的地方的。你在不停的阅读和筛选的过程中，会慢慢地变得心里有书了。

　　有人说，你的那只小柜子里可能百分之八十是小说吧。不，里面的小说连一半都不到。理论书，科学家的书，宗教书，什么都有。

　　现在有不少孩子想当作家。为什么？其中有的出于挚爱，有的却认准了这是一条名利之路。他们不是因为作家伟大，因为文学可以为自己的民族镶上一道金边，不是怀着一种敬畏做出了这个选择，不是。他们没有心怀崇敬和自豪去爱文学，满脑子就是怎样畅销、怎样出名。他们对于阅读的迷恋，对于文字的依赖和忠诚，根本没有；至于对词汇和语言的执着与敏感，还有起码的专业忠诚，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人从哪里出发是不一样的，这与他最后能否抵达，是关系重大的。

　　我们那时候对于写作的爱，基本上无关乎名利。所以我们能够迷于文字。我们是如此认真地、反复地推敲它们。如在一个自然段里，我们不能使用同一个词，甚至不能使用同音或相近的词；在同一句表述中，不能重复同一个字或同音的字。还有音调和节奏：我们写出来以后不知要读多少遍，默读，从声音、平仄上感受它是否悦耳。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把意思表达得清楚，还要让其有一种好听的韵律，所谓的一唱三叹。诗就是讲节奏的、有音乐感的。词与句的对错是一回事，讲求它的音乐感又是一回事。我们对自己的文字养成了极其苛刻的习惯，追求高度的完美。不仅用字要准确，而且还要求字形优美。同一个意思的表达，可能还有选择什么字的问题。有的字的样子不好、用在这个地方显得很丑，那就要更换。有人说汉字还有丑俊吗？有的。汉字是象形文字，怎么会没有丑俊？还因为词序的排列、语境的问题，有些字就得被苛刻地挑拣。还要考虑到字的直观表意性质，比如说“倔犟”，我一定要用带牛字的“犟”，因为我心中这个人就是有一股“牛”劲的。

　　我们当年觉得作家是最了不起的职业，最不可思议的人物。那是人生的神秘吸引，而不是过生活的一条路。这种概念是怎么形成的，一时难说，但我们的少年时期就是无比地钦佩作家，就是要仰望和追求。也有人非常钦佩科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我们选择的是作家。作家伟大而奇特的灵魂、语言的能力、丰沛的诗意，他为一个民族提供的思想和意义，负载的荣誉；他的可记载性、在文明史上的地位，是这一切吸引了我们。

　　我从未郑重其事地表明自己是一个作家。因为这个概念在心里形成得太早，即等于伟大和崇高，所以我只能说自己是一个文学写作者，一个爱好者。目前称谓混乱，一些称号公然被当成了职业称呼，于是发表了一些作品的当然也就成了“作家”，何等荒唐。事实上哪有这么简单。有人会说，“家”也有大小之别，我们是小的“家”，这总可以了吧？可是他忘了，再小的“家”也有个基本的指标，有个门槛儿；况且凡是伟岸的称号，都不是当代、更不是自己可以随意使用的。

　　三十年前我们绝不敢如此轻浮地对待一个称号。我们的阅读和写作还笼罩在一种神往、勤勉、追求的气氛当中。这种气氛已经成为记忆，它不但至今难以忘却，而且还将伴随我们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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