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的‘孤儿寡母政治’仍将继续”———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南亚地区的政治局势。去年12月27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遇刺身亡。她的儿子比拉瓦尔继承了人民党主席的职务，并发誓将母亲的事业进行到底。1月2日，有媒体报道称，已有极端宗教分子扬言追杀比拉瓦尔。几十年来，类似场景不断重复上演。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南亚各国多由本国的政治豪门薪火相传地进行治理。如印度的尼赫鲁家族、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家族和孟加拉的卡莉达？齐亚家族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家族中不断有人死于暗杀、政变，也不断有人站出来维系甚至扩大家族的影响力。就这样，南亚成了全球政治血腥味最浓的地区。纵观世界，滥杀无辜、通过暴力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现象在很多不稳定地区仍成蔓延之势。
南亚：暗杀——悲情砝码——东山再起
贝？布托遇刺后，巴基斯坦的局势很有“南亚特色”。贝？布托的支持者群情激愤，普通老百姓漠不关心。《环球时报》记者发现，3天的哀悼期商家关门闭户，开门后一些商品的价格有所上涨，但普通人对发生在身边的血案并不太关心。当地的一位老华侨对记者说，与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暗杀、政变相比，现在“清静了很多”。接下来议会选举前的日子会比较平静，如果一点乱子都没有，连当地人也会觉得不正常。
南亚的政治局势也的确如此，60年前摆脱殖民统治以来，政治暗杀就一直伴随着南亚政治生态的发展演化。1948年1月30日，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的遇刺身亡和2007年贝？布托的遇刺身亡将南亚国家60年来的政治暗杀连成了一条粗线。顺着这条粗线，我们会不断发现有南亚政坛重量级人物倒在了政治暗杀的枪口之下。这其中包括孟加拉国前总统齐亚？拉赫曼（1981年）、印度前总理英？甘地（1984年）和拉？甘地（1991年）、斯里兰卡前总统普雷马达萨（1993年）。除国家级领导人外，南亚国家其他级别的政府官员、议员、政客死于政治暗杀的就更多了。以在南亚频繁制造政治暗杀的斯里兰卡“猛虎”组织和印度左派激进武装为例，前者除暗杀了斯里兰卡前总统、印度前总理外，还暗杀了十多名包括斯里兰卡前外长在内的政府部长和知名政客，后者仅在2004年至2006年间就在印度刺杀了411名政府官员。
南亚之所以成为政治暗杀的多发地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民族宗教矛盾扎根很深。南亚次大陆被宗教、种姓与民族分割成无数个各自独立的单元，二战后民主政治的引入使原有的矛盾与冲突不断激化。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宗教原教旨主义在南亚的快速发展，民族宗教冲突愈演愈烈，且更加血腥。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领导人一旦处置欠妥就极易引火上身，甚至付出生命代价。1984年，印度英？甘地政府对锡克教徒“锡克家园”、“卡利斯坦”等独立运动的武力镇压直接导致了英？甘地总理同年10月31日被其锡克教卫兵杀害。英？甘地被刺事件随后还引发了一场印度教狂热分子大规模报复和杀害锡克人的骚乱，约2800人被杀，5万多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约2000万美元，成为1947年以来最严重的教派屠杀事件。其次，极端—恐怖势力与温和世俗力量间的冲突。阿富汗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长期内乱、巴基斯坦在上世纪80年代执行的偏激化宗教政策、印巴分治埋下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间的矛盾与冲突、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不断培育的恐怖暴力文化，以及“9？11”之后美国在南亚地区推行的“军事反恐路线”等，都是引发并不断激化南亚极端—恐怖势力与世俗政权体系间冲突的主要原因。第三，存在弱势群体的武装反叛。南亚社会的大面积贫穷以及弱势群体不断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现状均是造成南亚地区存在大量反政府、反社会的武装暴力活动的重要原因。
政治暗杀发生后往往会迅速掀起一场更大的血雨腥风，但具讽刺意味的是，暗杀者试图以暗杀方式摧毁政治豪门，可事实上却反过来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权势和在民众心中的神圣地位。在很多时候，当万众敬仰的政治领袖被暗杀后，出于对“第一家庭”的膜拜和同情，其家人和子女在民众的拥戴下，沿着亲人鲜血铺成的道路，一步步走向政坛。在英？甘地1984年遇刺后，家族光辉和使命感迫使其子拉？甘地接过了总理权杖，并在很快举行的议会大选中赢得了国大党前所未有的压倒性胜利。斯里兰卡独立以来长期由班达拉奈克家族执政。前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的父亲所罗门？班达拉奈克是斯里兰卡前总理。在他1959年遇刺身亡后，国民推选他的夫人———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为总理。女儿库马拉通加夫人进入政界后，其丈夫又被害。库马拉通加夫人当选总统十余年，除了具有才识和智慧外，家族的悲惨遭遇和巨大声望也是她成功的重要砝码。
非洲和中东仍在“为政治流血”
与南亚的政治暗杀不同，非洲现在经常出现的是有政治背景的骚乱。如现在肯尼亚发生的该国历史上的最大骚乱已造成数百人死亡，美国、非盟、欧盟均已介入。没有经历过这种骚乱的人很难想象当时的可怕场景。《环球时报》记者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期间，正逢当地极端组织活动猖獗，政治谋杀和选举暴力此起彼伏，所有工地都由持枪民兵保护，交通要道都有装甲车把守，即使如此，死伤事件仍不时传出。有一次，记者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乘飞机回国，飞机起飞后，停在机场上的另一架飞机居然发生了爆炸。记者的母亲吓得给阿尔及尔的相关机构打了两天的国际长途。在多哥，记者的一位朋友看到当地人游行，他只是向外张望了一下，一个石块迎面飞过来，差点砸到脸上。后来，心有余悸的他未等合同期满就辞职回国了。当地一发生骚乱，就有许多外国公司的仓库、店铺被烧被抢，许多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人因担惊受怕而歇业走人。
根据上世纪90年代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的统计，几十位非洲独立运动领导人和开国元首中，得到善终的只有一半。由于长期殖民统治和殖民时代结束后旧宗主国随意划分边界，造成许多原本同一个民族、宗教的民众被划分在几个国家，而另一些原本长期敌对的民族却被强捏在一起。如英国在上世纪中叶将伊博、豪萨和德鲁伊三个民族拼凑入尼日利亚联邦后匆匆抽身，不久后这三个民族间矛盾激化，愈演愈烈的部族冲突最终导致国家分裂和3年内战，造成百万人伤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的惨剧；在有些地区，殖民者出于统治的便利，人为扶植某个部族打压另一个部族。如在中部非洲卢旺达、布隆迪，比利时殖民者扶植图西族为代理人，压制胡图族，两国独立后两族矛盾迅速白热化，尽管两国领导人冷静地认识到国家安定的重要性，并主动会晤寻求和平解决，但狂热的民族极端分子却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激化冲突，竟于1994年4月6日击落了正从和平谈判中赶回的、载有卢旺达总统和布隆迪总统的飞机，导致两位总统当即死亡，这一事件迅速导致暴力蔓延，造成上百万人死亡。
如果按照血腥政治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分级，中东地区绝对排在前列。最典型的就是2005年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后引发的黎巴嫩战争。对此，开罗著名的反恐问题专家里达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暗杀已经成了中东政治词典中的关键词汇，因为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中东的暗杀都触目惊心！”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无疑是1981年10月6日的埃及前总统萨达特遇刺案。1995年，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也是死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下，死在他不屈不挠创造和平的道路上。这两次都是为了阻止和平而进行的谋杀。里达说，只要和平的车轮继续向前，这样的谋杀就不可避免，因为缔造和平，势必触及和平反对者的利益，而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有用暗杀这一极端的方式，才能使和平“紧急刹车”。另一类暗杀是为争权夺利、打击政敌，而在外力的怂恿下进行的暗杀。在过去的25年间，黎巴嫩共发生了20多位部长以上领导人被暗杀事件，其中还包括前总统和前总理。最为骇人的莫过于前总理哈里里被杀了。
反观曾对非洲和中东国家进行过殖民统治的欧洲国家，血腥政治似乎已经消失。在中世纪，不论是邦国林立的德意志，还是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五花八门的政治暗杀都屡见不鲜；进入近现代，政治谋杀依旧斑驳可见。但二战后欧洲的政治谋杀已明显减少，进入21世纪更十分罕见，值得一提的政治谋杀只有2002年5月荷兰极右派领袖福尔图遇刺身亡。欧洲远离政治谋杀的根本原因，一是民主政治生活在二战后更趋健全，通过选举政治表达诉求、谋取权力，较之政治谋杀，风险小、成效大，且社会和民众普遍希望稳定、安宁，厌倦暴力和血腥，采用极端手法的组织已得不到民意支持；二是当代欧洲大多数国家是民族国家，民族和宗教矛盾并不激烈，政治谋杀的土壤也因此很难培养。
政治暗杀有规律可循
政治暗杀是政治斗争中最极端的手段之一，它也是政治矛盾激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伟认为，暗杀实际上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各种矛盾激化到一定阶段，暗杀就会成为矛盾的爆发点，同时也成为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极端手段，一些矛盾更加激化，或者说处于临界状态，矛盾也可能发生重大转变，暗杀的作用就在这里。经常发生政治暗杀的国家或地区一定是矛盾复杂，斗争激烈的地方。被暗杀的目标通常是政坛中的领袖级人物，他们处在政治斗争旋涡的中心。李伟认为，国家领导人或者政治领袖也代表一定集团的利益，所以政治暗杀不是针对个人，而从政治利益出发，针对领袖所代表的这股政治势力进行打击。政治领袖在政治斗争过程中的代表作用难以取代，政治暗杀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极大打击他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各方政治势力对比不相称的时候，暗杀领导人不会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政治暗杀活动反而少于那些各种政治势力力量均衡的状态。
当各种势力在争夺国家权力，而不是由人民来决定国家权力归属的时候，各方就有可能通过暗杀来解决突出矛盾。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政治暗杀事件在未来一定阶段仍然不可避免，因为各种势力和矛盾的作用不会在一段时期内消亡和消失。如果没有形成完善的体制和机制来解决利益矛盾的话，政治暗杀事件就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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